2019年，申奥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受益人》上映，大鹏主演，讲一个结婚骗保，密谋害人，最后却弄假成真，回头是岸的故事；六年后，大鹏在《长安的荔枝》里编导演三合一，而申奥则跟刘昊然等人合作的《南京照相馆》也一起杀入了今年的暑期档。
原本《荔枝》被视为古装版的《年会不能停！》，有原著小说和改编剧集在先，国民认知度不可谓不高，讲述唐朝基层牛马的奋斗辛酸史，当代“社畜”容易共情。本以为能轻松成为今年春节档后首部过十亿的电影，没想到申奥的《南京照相馆》后来居上。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南京照相馆》豆瓣开分8.5（目前蹿升至8.6），还是春节档后首部单日票房过亿的电影。上映5天，累计破5亿，猫眼专业版的票房预测从最初的十几亿，一下子提高到了32亿。因为这部电影的热度，也使得7月27日成为继2月23日后，时隔154天大盘单日票房破3亿。
此片题材虽然尖锐，但编导手法却不过激，相对较克制，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民族渲染，显然要比《荔枝》的职场情绪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提升观影热度。
纯论影片质量，比申奥上部爆片《孤注一掷》好太多；结合对于民族情绪的点燃，不爆都说不过去。
-“京字第一号罪证”-
《南京照相馆》原名《吉祥照相馆》，英文片名Dead To Rights有“证据确凿”的意思，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历史原型是“京字第一号罪证”。
1938年1月的某天，经历了6周血洗后的南京城，有个日本少尉军官前来华东照相馆冲印胶卷，15岁的照相馆学徒罗瑾发现冲洗出来的都是日军烧杀抢掠的照片，于是多洗了30余张，并从中挑选16张照片做成相册，私藏起来。
1940年5月，罗瑾迫于生计加入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期间相册几经辗转，翌年初为了躲避伪宪兵清查，他又把相册藏在毗卢寺厕所墙洞里，并用泥浆糊上，之后却不翼而飞……实际上是被同样被迫参加交通电讯集训队的吴旋意外发现，自此相册在他小皮箱的底层被珍藏了六年。
直到1946年，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团长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进行审判，百般抵赖，审判陷入僵局，据说是吴旋闻讯后把相册交给南京市参议会，成为“京字第一号罪证”，铁证如山，谷寿夫罪无可赦。
此历史事件，其实早在1987年就被搬上过大银幕，名为《屠城血证》（罗冠群执导），对“京字第一号罪证”的历史事件进行了不少艺术加工，电影里最为观众所熟悉的演员，非陈道明莫属，所演的日本军官，也是常见的反派塑造，起初良心未泯，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痛下杀手。
跟同题材的《屠城血证》以及之前的南京大屠杀电影相比，《南京照相馆》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首当其冲的是——视角很集中，自始至终都聚焦在照片这个关键词上，故事也大多发生在照相馆内的暗房与地下室等处，最大限度发挥场景的功用。不像在以往电影中，常常是多点叙事，角色众多，虽然看起来是宏大叙事，全景展现，却分散了视角，显得零碎，甚至割裂。
《南京照相馆》中的主要正面角色，几乎都是中国的平民百姓，邮差、龙套演员、照相馆老板一家，就连周游所演的宋存义宋班长，其实原本是个警察，后被紧急抽调到部队里。
至于王传君所演的日军翻译王广海，是那种乱世中常见的投机分子。这个角色首次登场时，是假装被日本人斩首，充当照相的“模特”。
类似的桥段其实也出现在1995年由牟敦芾导演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这是该系列的第四部，只是前三部都跟731部队有关。片中也有一个日军翻译，也被要求假装斩首，用来拍照，但没想到那个日本军官嗜杀成性，竟然假戏真做，真把他给斩首了。
-成片克制但有感染力-
以往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更多是赤裸裸的直面奸淫掳掠，绝对的重口味，既有血腥镜头，又有暴露画面，这不但是香港邵氏牟敦芾这样的导演所热衷呈现的，就连拍摄《金陵十三钗》的张艺谋导演也无法“免俗”。
而在《南京照相馆》中，类似触目惊心的镜头，都被有意识，有技巧的省略掉了。而刘昊然高叶饰演的假夫妻，在“摆拍”时笑不出来的情景，其实，才真正显得残酷。电影末段，以淮河之水被染红，表现出日军残害国人的意象，也颇为触动人心。
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让电影不至于成为猎奇之作，靠着内敛的情绪感染观众，成为主旋律兼具艺术性的典范，另一方面，也能成为老少咸宜都能观看的作品，利于争取最多的票房。
《南京照相馆》里，刘昊然饰演的苏柳昌，虽然只是一名邮差，阴差阳错的被日军误认为是照相馆学徒，而在接下来的故事里，他其实更像是个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和日军斗智斗勇，最终成功获取重要军事情报。
加上设计了不少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反差，于是原来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却被编导赋予了一种兼具智慧与勇气的谍战气质。这也让观众的情绪有了释放的出口，并提供了一种希望，而不像大鹏的《荔枝》，缺少情感爆发点，最后剩下的只是无奈与落寞。
扮演日本摄影师伊藤秀夫的，是名中日混血儿演员原岛大地，父亲是日本人，母亲原岛玲子是中国广东人。2000年时，原岛大地参加日本艺术团体的选秀活动，从参赛的几千人中脱颖而出。2003年和张柏芝合作《忘不了》，在片中饰演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凭此片获得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的提名。
在《照相馆》前半段，伊藤秀夫都给人一种良心未泯的观感，他对照片，甚至电影都充满憧憬的摄影师形象，令很多网友联想起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来。
1937年9月10日，35岁的小津安二郎作为预备役军官伍长（相当于班长）被征召入伍，隶属华中派遣军直属军部野战瓦斯部队第二中队，9月24日，他从大阪上船，29日在上海登陆，直接投入淞沪公战。此后，其部队从苏省镇（今镇江）到扬州、仪征、六合、滁县（今安徽滁州）等地，直到1939年7月服役期满归国。
小津在战场日记中并没有任何忏悔，而在战后执导的电影中也没有任何直面战争的题材，终身未婚的他反倒一直拍摄家庭故事，《东京物语》等片都备受国际推崇。1963年12月12日，小津安二郎因癌症病逝，享年六十岁，生日与忌日是同一天，与前一年去世的母亲一起葬在北镰仓圆觉寺中，而墓碑上刻了一个“无”字。
老实说，真实历史中的小津，战争与战后，银幕内外的反差，比起《南京照相馆》里虚构的伊藤秀夫更为复杂，也更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伊藤秀夫的形象，只能说是一个缩影。毕竟日本当年的电影导演，被裹胁进战争的，不在少数，比如还有以拍摄《奥特曼》《哥斯拉》闻名，并被称为特摄之神的圆谷英二，也曾在为军国主义者设立的教育电影研究部工作，拍摄了多部战争宣传电影，并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特摄技术，而这些技术后来被认为具有一定的间谍价值。
-申奥为“师父”宁浩挣面子-
申奥之所以会如此处理《南京照相馆》，想来并不是一时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而是跟他前两部长片有着一以贯之的理念与手法。
文章开头提到他和大鹏合作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受益人》，监制是宁浩，也是“坏猴子七十二变”计划中的一部。大鹏在片中全程挑战重庆方言，扮演代驾司机，兼管网吧的吴海，为了替自己患哮喘的6岁儿子治病，在张子贤扮演的钟振江怂恿下，接近柳岩演的腰部网络主播，试图骗婚骗保。
但申奥并没有一黑到底，而是让大鹏的角色迷途知返，最后把爱情与亲情都看得比金钱更为重要。
《受益人》当年的票房2亿多，豆瓣评分6.5，柳岩演的网红，其实跟《照相馆》中高叶所演的龙套演员林毓秀很像，虽然身处不同的年代，却不无共通之处，都是起初很傻很天真，之后才慢慢领教了生活的残酷。
2023年的《孤注一掷》，监制仍为宁浩，题材则更为现实主义，包括编导手法也是。也还是聚焦骗局，却非《受益人》里的小打小闹，而是集团化的跨国诈骗。
《孤注一掷》票房将近39亿，豆瓣评分6.8，相较于《受益人》，甚至是如今的《南京照相馆》，在平衡虚构与纪实方面，都难说精彩。但结合短视频宣发，进一步夸张了片中的重口味桥段，特别是境外恶势力对被骗雇员的身心控制，各种酷刑折磨，而与此同时又想兼顾各个方面，试图打造出一种全知视角，宏大叙事的真实感。
而到了《南京照相馆》，其实，故事内核，也是“骗”。
刘昊然饰演的是邮差，而不是照相馆的学徒，于是从一开始就有了“骗局”的氛围，但这种欺骗并不是有意的，而是在面对日军淫威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再加上冲洗照片也不同于帮忙翻译，欺压国人，而是更有利于保存证据，指证恶行。
申奥在前两部电影的经验基础上，对于如何集中叙事，有效反转，平衡风格上，显然更有心得。因此，申奥自身对比来看，他的进步是极为显著的。
导演申奥能有今天的成绩，应该说，有赖于宁浩导演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该计划自从2016年9月正式对外宣告启动，首期签约13位新导演，制定了共计48部电影的片单，并在2021年再度扩编，签约导演增至19位。
但原定片单中，除了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成为现象级作品外，大多反响不如预期，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连宁浩本人去年执导的《红毯先生》在经历了撤档再上映后，票房口碑双失利，跟葛优合作的《爆款好人》也没什么起色。
反倒是他监制的《孤注一掷》《南京照相馆》，成了两年暑期档的爆款。可以说，是宁浩的徒弟拯救了“坏猴子”。
如果说《孤注一掷》的爆，是幸运，那么，到了《南京照相馆》申奥算是在商业类型片上，做出了独具一格的成就——再无法用“幸运”来形容。
因而，接下来申奥或年内公映的另一部涉诈电影《用武之地》，就格外引人注目。
-不忘历史，但-
《南京照相馆》的海报上，印着一句宣传语——“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这句口号，高级。
它让我们想到了同一班底拍的《孤注一掷》Slogan——“多一人观影，少一人受骗”。那个口号，直白、有效，「文娱春秋」曾聊过，光凭宣传语，《孤注一掷》就能多一个亿的票房——因为这句话，极能打动普通观众进场。
《南京照相馆》的口号，当然不同于《孤注一掷》的“功能性”，但却是一句颇具“正确史观”的话。
好就好在，是“不会忘记”，而非“不能忘记”。
“不能”，是命令，是按着你的头让你记住，带着一种强制性。
“不会”，是陈述，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基于共同情感和历史记忆，自然而然会做出的行为。
它克制，但充满力量。它相信电影本身的感染力，也相信观众能Get。
记住苦难，理所应当。
每年，欧洲都高调纪念二战胜利日，我们纪念抗日战争，有任何问题吗？没有。正视历史，是捍卫和平的第一步。更何况，隔壁的日本，至今没有德国那种彻底反省的姿态。
那段历史，不光我们要警醒，韩国、东南亚诸国，所有曾被侵略的民族，都应该铭记。
但是——不忘历史，不等于要把仇恨延续到当下的现实。
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让人看着不怎么舒服——
7月27日，一位母亲带着她七八岁的女儿看完电影。在镜头前，她问女儿有什么想法。小女孩一边掉眼泪，一边用稚嫩的声音说：“要把日本人都SHA了！”镜头后的母亲，没有纠正，反而用一种“欣慰”的口吻，给出了结论：“现在知道日本人多坏了吧！”
说白了，这就是在用一部反思战争残酷性的电影，进行一场仇恨教育。
这种行为，我们不赞成。
它彻底背叛了电影本身的内核——是让观众反思极端环境对人性的扭曲，是让我们看清施暴者的罪恶逻辑。它需要的是思考，而不是简单的仇恨宣泄。
把这份沉重的历史思考，简化成一句“SHA光所有日本人”，是对电影创作者心血的践踏。这无异于把一道需要细细品味的佛跳墙，当成了一碗泡面，胡乱扒拉两口，只为了获得瞬间的饱腹感。
这种内容的大肆传播，只会拖累电影，让部分观众不舒服从而失去观影兴趣——它会把许多原本对电影抱有好感、对历史有敬畏之心的观众，直接推开。说白了，对票房有伤害。
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可以愤恨，当下的日本，则没必要。脱离具体时空背景，把仇恨指向一个泛化的现代国家，并非广泛共识。
最重要的一点——仇恨教育，不建议从娃娃抓起。我们让孩子了解历史，是希望他们理解和平的宝贵，懂得自强的意义，学会对生命和人性有更深刻的敬畏——记住的，是法西斯的“恶”，而不是当下某个民族的“坏”。
把历史的苦难，简化成仇恨，这是放弃了深度思考，只追求浅层的情绪宣泄。这不是爱电影。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南京照相馆》，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那就别去做这种“仇恨渲染”的事。
记住历史，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