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三岁看老，一个人青年时代的三观成型、精神成长乃至动作习惯，往往呼应或者暗示了他未来的种种价值观、举措和个人形象。其实放眼美国政治人物传记片的历史，对准政客相对少为人知的青年时期的例子并不少。

在大导演约翰·福特赞歌式的作品《青年林肯》（1939）中，贫寒的年轻律师林肯质朴良善暖如太阳，这符合民众对林肯在总统任期内的印象；而在中立或批评向的作品，比如奥利弗·斯通的《小布什传》（2008）中，青年小布什浅薄、粗野、自负的纨绔子弟一面就被大书特书，这也符合反对者们对他的“刻板印象”。

同样地，在进步派眼中，特朗普是一个目空一切、满嘴跑火车、自我意识过剩、竭力隐藏自己种族主义和厌女倾向的民粹野心家、法西斯魔鬼。这样一头畸形怪物的诞生，同样能“追根溯源”。可以说，《飞黄腾达》就是这样一部探究特朗普如何“被创造”的电影。也正因如此，《飞黄腾达》关注的不仅仅是特朗普，还有制造特朗普这位“浮士德”的“魔鬼梅菲斯特”——大律师罗伊·科恩。

所以，《飞黄腾达》是一部事实意义上的双男主电影。

在影片的开头，美国的越战创伤尚未抚平，通胀居高不下，社会秩序动荡，意气风发的纽约德裔富二代唐纳德·特朗普广泛交游，结识了臭名昭著的大牌律师罗伊·科恩，将这位长者当作亦师亦父的存在，从他那里学到了不择手段获取胜利的价值观和才能——可以说没有科恩的影响，就没有眼下被一半美国人视为圣子、而被另一半视为魔鬼的唐纳德·特朗普。

甚至可以说，影片对科恩角色复杂性的展现和批判，甚至比对特朗普的展现和批判更让人印象深刻、更引人唏嘘。

对于熟悉特朗普的看客而言，片名《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直译“学徒”）太令人熟悉了：这是直接挪用了2004年起播出的特朗普招牌真人秀的名字。真人秀《飞黄腾达》的内容，大体是一群青年商业人士互相竞争，胜者可以成为特朗普手下的高级员工，顾名思义，这就是一个特朗普“招学徒/弟子”的节目。

而电影《飞黄腾达》的有趣之处，在于倒转了真人秀中“师父”和“徒弟”的身份，向观众揭示：日后成为无数美国人民精神领袖的特朗普，昔日也曾是大佬科恩的“小学徒”。

罗伊·科恩何许人也？

他曾是美国白色恐怖时期呼风唤雨的犹太裔检察官。1951年，身为检察官的他主导了对苏联间谍卢森堡夫妇的死刑判决；1954年，他协助极端反共分子麦卡锡举行了恶名昭彰的听证会，在美国国内进行对社会主义支持者和同性恋的迫害。在离职成为律师后，科恩成为纽约大人物们的“问题解决者”，通过广泛的人脉和手段中丰富的暗箱操作摆平各类麻烦，战绩十分“彪炳”。

讽刺的是，这位把强硬反同立场当作台阶向上爬的铁腕人物，在死后居然被公众发现是一位染上艾滋病的同性恋患者，直到死前，科恩都简称自己所得的绝症是肝癌。冷酷肮脏的人格、不择一切的手段、自恋而又强烈自恨的深刻矛盾感……这所有的一切，使得科恩成为20世纪美国疯狂阴暗面的标志人物之一。

而科恩留给美国社会最重要的“遗产”，如今看来，就是他对特朗普的提携、保护、教导之恩。

1973年，27岁的小特朗普为了摆平政府对家族地产公司歧视黑人的指控，主动寻求科恩的法律援助，两人初次见面，随即结成紧密的伙伴关系。1977年，特朗普与捷克模特伊万娜·泽尔尼茨科娃结婚前，科恩帮助起草了一份极为吝啬的婚前协议；同年，在科恩的帮助下，特朗普逆风翻盘，从市政府处获得了建设君悦酒店的巨额税收减免……

总之，科恩帮特朗普搞定了很多事。但科恩更重要的影响，是他和特朗普之间远超一般客户和律师联系的师徒情。特朗普视科恩为“亚父”，科恩视特朗普为“将触及国家和世界每一角落的新星”。从科恩那里，特朗普学到了那种嗜血的狼性：欺骗和胁迫的艺术，永不投降、绝不承认失败的无赖性格，“黑红也是红”的公关策略，崇尚强者和残酷竞争的社达观念……

科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特朗普。《飞黄腾达》对准的，正是科恩“制造魔鬼”的过程，以及特朗普如何最终和这位“父亲”疏远、乃至精神上“弑父”的相残悲剧。

需要说清楚的一点是：由于电影是虚构的艺术，影片中描述科恩-特朗普关系线索的戏份显然并非都有实证，而是多了不少猜想的“填空”。

比如在影片中，特朗普对科恩从全然崇拜到态度悄然改变的转折，是由于他当场撞见了科恩和同性性交的尴尬场面，意识到了老师的复杂性；而后续特朗普逐渐疏离科恩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相信“只靠自己也能成大事”，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对老师产生了萦绕不去的恐同厌恶，故而选择“弑父”。

电影的最后，特朗普甚至在科恩临死前的生日宴会上，直接羞辱这位这位由强大教父变为孤独艾滋病者的脆弱老人，科恩最终被自己一手培植的特朗普戏剧性地抛弃。这样的情节，也是源于戏剧的创造——在真实世界里，尽管科恩在弥留之际向身边人抱怨过特朗普的冷落，尽管他也真的收到了一枚假的钻石袖扣作为礼物，但师徒二人并没有足够坦诚的正面交流。

不过根据科恩表弟大卫·L·马库斯的观察，《飞黄腾达》中这些无法在真实世界中找到来源的虚构，显然不完全是剧本创作家的奇情妄想。

关于科恩和特朗普的关系，马库斯一直猜想但未能证实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长相丑陋的科恩之所以将年轻的特朗普收为弟子，是因为倾心于后者高大英俊的外表；另一件，是特朗普之所以在科恩弥留之际不来看望，除了因为老头对他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之外，还有可能是因为特朗普当时真的相信艾滋病可能通过空气传播。

一切看似戏剧化和狗血的东西，在这对相互纠缠的传奇师徒之间，都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讲，《飞黄腾达》并不是一出借题捏造、发挥过度的狗血知音体故事，而只是对科恩-特朗普这对“美国暗黑师徒”魔幻关系的平实反映——只是他们真的做到了“人生如戏”。

无论是电影里还是真实世界中，科恩-特朗普故事最摄人心魄的地方，都在于其古典悲剧的属性。和从古典时代就开始上演的戏剧一样，这里有“拜神”和模仿的渴望，有“弑父”和背叛的阴暗，有夫妻因灵欲和利益冲突产生的分裂，有自我否定的毁灭倾向……

无论是片中还是现实中，无论是科恩还是特朗普，反映的都是美国精神中阴暗、偏狭、癫狂、社达的那一面：对权威和父亲的崇拜，身为白人的种族优越感，自认神选的宗教精神，对强者自由权利的偏执坚持，不择一切手段也要赢得胜利的强力意志……如果说反对者们果真认为特朗普会毁掉美国，那也是美国自身埋藏着毁灭自身的种子，“美国毁掉美国”。

在影片的最后，特朗普将科恩教会自己的三大信条当作原创告诉传记作者，现实生活中，他同样称自己的作风和手段均为“天生灵感”，矢口否认科恩的言行举止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电影揭开特朗普自我建构中脆弱、没底气的一面。

无论是对自己过于严苛的生父弗雷德还是科恩，特朗普只是一个渴望在“父亲”光环下证明自己的孩子。

从这个角度出发，《飞黄腾达》似乎又讲的是少年创伤导致的自我扭曲，这和特朗普本人最爱的“影史最伟大电影”《公民凯恩》是完全相同的。电影展现了特朗普对父亲的复杂态度，他的赌性、豪气甚至虚伪，他对恋人的薄情寡幸，这些模式，似乎也都和《公民凯恩》太过相似——不是他真把人生过成了电影，而是“美国大亨”的人生故事，总有相似的精神内核。

最后说说影片在故事之外的两个亮点。

一个是影像质感。在视觉上，《飞黄腾达》刻意模拟了七八十年代16毫米胶片新闻录像的风格，对纽约肮脏、混乱、萧条的写实表现，令人想起许多灰色内核的新好莱坞经典，比如《出租车司机》。影片常用手持，成功渲染了当时不明晰、灰暗、沉郁的时代氛围——这同时也是一幅适合悲剧发生的视觉背景。

第二是表演。名人传记片的表演向来是能决定全片成败的重中之重，斯坦的“川宝模仿秀”不说多么出色，但绝对在水准之上。尽管“形似”稍逊，但他的模仿并非脱口秀中常见的特朗普夸张版本，而是更贴近特朗普青年时总体沉稳平静、偶有高傲和轻佻口吻的说话方式和神态，而且随着片中时间的推移，也越发外放，实现了角色弧线的发展。

而科恩的扮演者是以美剧《继承之战》大火的杰瑞米·斯特朗，他的科恩前期气场极其具有压迫力，后期又将角色风烛残年的脆弱孤独打入了观众的脑海，可以说，斯特朗的科恩比起斯坦的特朗普，更加值得学院的褒奖。

美国两党间的政治分裂如此激烈，场外，两派人对于《飞黄腾达》的态度自然也完全不同。影片在戛纳首映时收获8分钟掌声，并得到英语媒体广泛赞扬，显然是文艺界向来站队民主党这一铁板的反映；但在特朗普那边，大统领甚至亲自下场斥责影片内容不实、恶意抹黑（主要针对的是特朗普婚内强奸伊万娜的桥段）——这样的对线完全在非美国人的意料之中，见怪不怪了。

但抛开所有这些借电影当武器的政治戏码，用一部美国传记片的标准衡量《飞黄腾达》，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具有艺术品位的“角色研究”古典悲剧——如导演阿巴西所言，影片并非《大独裁者》那样直球讨伐传主的政治檄文，而是一部本质上“关注人类”的普世电影。

影片有厚度和质感地展示了美国精神中的黑洞引力，不限于特朗普和科恩这两人，也不限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它不是潦草上马、为民主党摇旗呐喊的政治任务，而可以成为一行能被后人铭记的年代笔记。

但也不用过于怀旧、过于悲伤，《飞黄腾达》的故事虽然结束在38年前，如今78岁的特朗普又将如闪电般归来，继续他远比电影中更传奇的人生——无论爱憎，也无论结局是登顶还是毁灭。

（文/阿拉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