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的目光，对准了过往在国产银幕上鲜少触及的脑瘫患者。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许多时候望文生义，对“脑瘫”患者有着“智力障碍”的错误印象。而这部现实主义电影，则通过20岁的脑瘫男孩刘春和（易烊千玺 饰），向观众展现了一个除了身体扭曲之外，完全“普通”且“正常”的年轻人。
他肢体扭曲但智力健全，成绩优异且诗性昂扬；他有渴望被看作正常人的自尊自强，也有因困于身体枷锁的自卑自轻；他有属于纯情少男的七情六欲，有因不幸命运而对父母产生的矛盾情感……
《小小的我》并非一部有意贩卖or渲染弱势群体苦难，或试图通过异于常人的奇观式描绘，满足人们对于“剧情期待”的电影。
它展现的，是主角刘春和在高考过后的“悠长假期”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小情、以及其周遭社会和家庭环境里遇见的百面千相。其生活流、漫游式的朴实手法，时而沉郁滞重、时而轻快超脱的节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陷入一味卖惨的狗血陷阱，将生活本身的细腻质感赋予电影，和风细雨，润物无声。
或许观众一开始还会对易烊千玺演绎下刘春和的形象感到别扭、猎奇，但随着贴合现实逻辑的故事推进和精确的情绪铺陈，观众越来越能进入、认同主角苦涩微妙但又高傲坚强的精神世界。到了最后，你不会觉得他是“易烊千玺”或“怪人”，而是真实存在的、生活在成都市井的20岁脑瘫青年刘春和。
特殊题材与生活流叙事交织，《小小的我》既是一部聚焦脑瘫患者的特型电影，也是一部展现主角苦乐“少年心事”、辗转纠缠中式亲子关系的青春家庭电影。
影片中能够打动人心的，也不止是对边缘残疾群体的呈现和关怀，还有刘春和属于男孩、属于青少年、属于“儿子”等多种身份的更普世情感主题。多声部的合唱，复调的旋律，共同构成了这样一部《小小的我》。
首先，作为“残疾人电影”，《小小的我》巨细无遗地描绘了刘春和受限于生理疾患，在出行、求职、求学、建立亲密关系等方面遇到的障碍。他的经历，无疑也代表了社会中大多数残障人士可能面临的尴尬处境。
片中刘春和面临的那些不快，固然展现了对残疾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关怀的不足，但培训机构对他求职渴望的婉拒，公交车司机对他“残疾为何还要坐公交车”的抱怨，咖啡店长“我只想招一个正常人”等言行，才更能激起观众对刘春和的揪心同情：对残疾人伤害最大的，其实是“正常人”们或同情怜悯、或恐惧厌恶，却唯独不能平视的目光。
面对这时冷时热的世态，刘春和那既自卑自轻但又自尊自强的矛盾内心，和外界反复拉锯、博弈。有时是低姿态的沉默、笑对，有时面对自尊受挫的时刻，也会变“轴”变硬，展现出执意要自我证明的、富有对抗性的孤高：坚持不懈地练鼓，反复在咖啡店中走动、报菜名以证明自己拥有胜任服务员工作的能力，当面“拷打”公交公司的“形式主义怜悯”……
在为自己赢回认可、同时也引得观众和外婆一样为他心酸又欣慰的同时，刘春和展现出了残疾人的精神尊严、“苔花也学牡丹开”的伟大生命激情，让《小小的我》成为了一部不止是关于“我”，同样也是礼赞所有弱势群体自强精神的电影。
不过，当影片转向刘春和“思春少男”一面的爱情线刻画时，这位“20岁正常男性”的情感世界被揪心撕开，更沉重的观影体验随之袭来。
而舆论场上也产生了关于影片“男性意淫”方面的争议，乃至对刘春和与雅雅（周雨彤 饰）两名角色的“人格审判”。
影片中，刘春和被外婆拉入老年表演团的公园排练，偶遇活泼外向的女孩雅雅，对她一见钟情，产生的不只有性悸动，还有对两人未来可能性虽自知渺茫、但仍浪漫热切的憧憬。从初见时不可抗拒的萌动开始，春和经历了相思—春梦—鼓起勇气试探—最终被拒绝梦碎的幻灭过程，刻骨锥心，悲伤不可断绝。
敢于直面追寻、描写年轻人对于“性”与“爱”的真实探索和挣扎，而非国产电影中常见的刻意避讳or塑料发糖，《小小的我》在对角色内心情感立体丰满的刻画上，是非常到位的。
困于骨架皮囊的牢笼，幻想明媚湿润的情欲，这样灵与肉的反差，不仅是《小小的我》作为青春电影、残酷电影的要义所在，同时也充实了影片作为残疾人主角电影的现实表达。
大胆表现情欲和性幻想的残疾女诗人余秀华能够被公众认为兼具悲剧之美和解放精神，同样，大胆表现刘春和正常情欲需求和“小男生性幻想”，也是角色能获得丰满血肉的重要构成，不应被避讳，厌弃，乃至遭遇性别政治大棒“猎巫”。
最后，《小小的我》在能掀起的共鸣范围上远超“残疾人”和“少年情欲”主题的情境，还有影片作为“中式亲子电影”的内核。
面对不可逆转的先天命运之不幸，儿子对母亲“生出我这样的怪胎到底是谁的责任”的忿忿，父母对儿子“没有你我们可能会更幸福”的怨怼，绝对不止于像影片中这样子女残疾的家庭，而是渗透在太多父母子女“恩仇相溶”的纠结关系之中。
代际间的隔膜、心结，以及孩子渴望逃离、自立的动力，恐怕都是讲述中国式的亲子故事时，留下的永远不会褪味的“眼泪之盐”。
在《小小的我》结尾，影片的母子主题虽然大致导向阳光和解，但刘春和与母亲的隔膜心结，以及他在二胎妹妹出世后产生的被嫌弃感，其实并未也无法完全解开，留下的隐痛，也只能在“天高任鸟飞”的自由中去稀释、化解。
人性的自私，与对血缘至亲的爱，就是这么真实又矛盾地存在着。
不过，影片中刘春和与开明的外婆（林晓杰 饰）间如沐春风的隔代亲情，作为唯一能贯穿始终的积极因素，贡献了太多令人温暖感动的瞬间，中和了影片过于苦涩的气息，给观众以超脱的温情——林晓杰对地道四川外婆形象演绎的带来的生动感染力，恐怕任何看过本片的观众，都难以忘记。
渴望被社会平视的残疾人，带着恨意和不甘的儿子，拥有正常爱欲的二十岁男青年，是刘春和的“三位一体”。《小小的我》将对这些多面刻画捏合成型，就有了这个以自身躯体和处境之微小，折射天地之大的角色。
而这种“塑型”的过程从剧本到成片，能给观众带来多大的震撼力？显然还取决于主演易烊千玺的外在努力和内在激情。
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中的特型表演到底有多么出色？如果说11月在东京电影节首映时收获的赞扬，还有粉丝引领舆论的嫌疑，那公映之后非粉丝观众们给出的由衷叹服，已经给出了可信的答案。
甚至是在向来不待见流量明星的男性论坛虎扑之中，易烊千玺的表演都击破偏见，得到了广泛肯定。
四年前，易烊千玺曾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扮演绝症患者，彼时他的演绎虽展现出了同样真实的少男性情，但还是以“摆腔调”“扮酷装拽”居多。然而这次在《小小的我》中，刘春和是一个和正常人相差甚远的特型角色，难度和陌生性，与他以往演过的任何角色都不可同日而语。
放眼古今中外影史，此类以正常人（尤其是明星）饰演残疾人的选角，往往是强调模仿层面的形神兼备，只有强大的方法派演员才能担此重任。更别提《小小的我》对准的脑瘫病患，其面容神情、身体姿态、语言表达和正常人的差异，在残障人士中也属于巨大。
这种表演太具有挑战性，一旦浮于表面，自然贻笑大方；需要真正神形兼备、从“身”（病症化的言行举止和身体细节）到“心”（模拟角色的疏离、边缘心态，伴随着身体残疾而不能得的巨大灵魂苦痛），才能爆发出巨大的角色能量——易烊千玺做到了。
《小小的我》从第一支预告片释出开始，就有意“卖关子”隐藏易烊千玺模仿脑瘫病人的扭曲肢体和面容。而正片的易烊千玺，承担住了这种“饥饿营销”的分量：从第一个脚步畸形、着力上楼梯的特写起，在全片的绝大多数镜头中，易烊千玺对脑瘫患者独特肢体动作、神态、语言特点的精准控制，都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人戏交融。
他的面部抽搐、四肢颤动、身体“打结”都是如此自然，比起单纯的模仿，更像是深入骨髓的生理体认；而“形似”到了一定境界，观众越往后越淡忘“刘春和是易烊千玺”的事实，演员和角色共通的孤独、敏感、倔强的精神气质，伴随情感经历和遭遇而来的悲伤和痛感，在电影中也越来越趋向“两心合一”，让观众完全沉浸其中。
刘春和的人格已经不止属于剧本，也属于易烊千玺本人。
对于一位24岁的演员，他的表现放诸青年演员群体，已经足够令人信服。
当然，正如方法派表演曾在国外影坛一直以来遭受的批评一样，这种绝对突出主演个人演技、强调绝非模仿能力的“特型表演”，在某些评论者眼中，自然有功利性太强、“冲奖”意味突出、甚至剥削消费弱势群体的嫌疑。
然而对一部基于脑瘫患者客观特殊生理状况的电影，若说“表现即是奇观、即是原罪”，那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而且，《小小的我》在激烈情感和肢体动作的爆发呈现上还有值得赞许之处：片中以“扭曲”直接震撼观众的情节并不悬浮，而是很好贴合了刘春和敏感、浪漫、孤傲的精神世界。
换言之，激烈奇观的强度和角色内在的情感能量是相匹配的，这就使得影片的调性比“媚俗”更靠近朴实，已经展现出了克制的美德。
如果硬要将明星-弱势群体的选角匹配视为原罪，恐怕不仅不会对残疾人的“被消费”有所助力，反倒是抹除了他们的困境被给予更多关注的可能性。
让小小的“我们”被大大的世界所看见，礼赞生命、亲情、爱欲，呼吁平视、共情、博爱的力量，这些精神内涵，就是《小小的我》的意义。
新的一年，愿每个有血有肉有心的你我，都能自洽自在地生活。
（文/阿拉纽特）
